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由海昏侯国国都紫金城城址、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城址西部及南部墓葬群组成，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格局较完整的汉代列侯国都城聚落遗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在遗址公园内，遗址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容纳展示陈列、考古研究基地等七大功能板块。考古发掘以来，共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各类珍贵文物1万余件（套）。

刘贺墓园出土青铜器5000余件（套），器类大致包括容器、乐器、兵器、杂器、度量衡器、车马器和明器7大类，以各式车马器为大宗，每类又包括多种不同器形，构成了种类齐备的随葬青铜器群。包括盖斗饰、盖弓帽、杠箍（gū）、承弓器、轭（è）首、軥（qú）、轙（yǐ）、衡末饰、軏（yuè）饰、车軎（wèi）、车辖、笠毂（lì gǔ）、轸（zhěn）饰、三叉形器之类车器，当卢、马珂、方策、节约、辔（pèi）饰、镳（biāo）、马衔、泡、环之类马器，共23种。其中簋、瓿、罍在汉代较为罕见，龙首盒、桶形器、笥系首次考古发现，甗、染炉、鐎、鋞、是汉代新兴流行的样式，卣、蟠虺纹壶和尊缶则是周代留传下来的周代遗存古器，是西汉中后期古董收藏风气的体现。

刘贺墓中共出土金器478件，合计115公斤，其中金饼3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版20块，大幅超过之前西汉考古出土金器总和，简直是行走的黄金王国，刘贺“多金男孩”的称号简直不要太贴切。每枚重约250克的金饼，以每行5枚、共20行排列在内棺底板上，而刘贺隔着一层包金丝缕琉璃席，躺在这“金光”之上。

刘贺还喜爱读书，以黄金堆砌物质奢华之下，是以书籍搭建的精神殿堂。墓中共清理出竹简5200余枚，藏书丰富，宛若一个古代图书馆，内容多为儒家经典及其训传，可见刘贺熟悉儒学、雅好文学的志趣。他的墓中设有专门的酒具库，各类酒器种类丰富，盛酒的壶、钫、樽、锺，饮酒的耳杯、卮杯，挹酒的勺，以及一套蒸馏器。青铜蒸馏器结构严密复杂，由天锅、筒形器、釜三部分组成。

世系表

金丝缕琉璃席
在海昏侯刘贺及其长子刘充国墓中，各出土有一件包金丝缕琉璃席。
刘贺墓琉璃席由横向12片、纵向32片，共384片琉璃片组成；
刘充国墓琉璃席由横向11片、纵向32片，共352枚琉璃片组成，以金丝缕穿连琉璃片的四角，连缀成席，席子四周的包边上饰有云母片及金箔。琉璃席主体与“次外侧”长条形包边、“最外侧”鎏金铜饰与菱形片交替的两圈包边，共同通过线绳绑缚于纺织底衬上，工艺精湛，结构独特。

熊形石嵌饰
汉代，高5.25厘米、宽4.08厘米、厚0.26~0.38厘米，海昏侯刘贺墓里有只神兽，2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个招牌动作，简直是“社牛”担当。刘贺墓西藏椁出土了很多玉石器，要数长相出众的一定是熊形石嵌饰，一副丑萌丑萌的外表，多看几眼还有点讨喜，尤其是这个保持了千年的招牌动作，一边招手一边抚胸。
简直和今天的打招呼方式神同步，此饰件由浅灰白色灰岩雕琢而成，整体呈蹲坐状，右腿半跪，头顶有毛发和独角，两只耳朵竖起来，好像生怕错过每一位宾客，面相像熊，双眼圆睁、咧嘴嬉笑，露出三颗门牙，兽身圆胖像人，袒乳露脐，四肢粗壮有力。
以涡纹勾勒关节，仅在肘部、膝盖、足跟处，用平行短线纹表现鬃毛，这件熊形石嵌饰，原为镶玉漆樽上的配饰，雕琢细致、刻画传神，在当时被赋予驱邪避恶的功能。
似人非人，似熊非熊，似兽非兽，目前出土文物中尚未发现同样形象，这件熊形石嵌饰塑造的怪异神秘形象。

漆樽
以汉代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釦银贴金动物纹漆樽为对象，从制胎和装饰工艺入手，展现精湛的制作技艺，再现西汉漆器制造的较高水平。
该漆樽，西汉典型盛酒器，由樽盖和樽身两部分组成，子母口套合，樽盖（含凤纽）高约11.3厘米，樽身通高（含熊足）18.5厘米、口径21.8厘米。樽盖微隆，顶部嵌一青铜凤鸟纽座，绕以三个等距镶嵌的青铜凤鸟纽，盖的中部和边缘各饰一道银扣。
樽身呈圆筒形，直腹、平底，腹部对称嵌以一对青铜铺首衔环，“铺首”为兽面造型，“环”为圆形环，穿于兽面鼻部(图三A)；底部等距嵌以三只鎏金熊形青铜兽足，熊呈半跪式，左手示托举状，右手扶膝，造型逼真可爱；樽身的口沿、腹部和底部各饰有一道银釦。该漆樽无论制胎工艺还是装饰技法，都体现了汉代漆器制作的精湛水准。

凤鸟纹玉耳杯

白玉，其内底阴刻凤鸟纹，围绕主纹双勾椭圆形阴线，外绕一周纹饰带，带内阴刻两组对称的凤鸟纹和云气纹。外壁两端浅浮雕兽面纹，其余阴刻鸟云纹、云气纹和柿蒂纹，外底阴刻一只与内底相似的抽象凤鸟纹。耳面饰左右对称的凤鸟纹。此杯由整块玉料雕琢而成，玲珑剔透，打磨抛光细腻精良，尽显玉质温润光泽。

螭虎纽
刘贺墓透雕镜的螭虎四肢苍劲有力，为器物平视时增强了立体感。纽底座刻划“王”字，应是“物勒工名”制度在战国时期进一步成熟与完善的体现。

刘贺螭纽玉印
汉代，长2.1厘米，宽2.1厘米，馆藏十大文物“刘贺”玉印出土于主棺内棺中部刘贺遗骸右侧腰部位置，应是随身佩戴的私印。这枚玉印是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印”，由上等和田白玉制成，晶莹剔透，温润细腻，其珍贵质感一目了然，尽显汉代玉印的工艺水准与历史价值。印纽部分有少量褐色皮色，与整体造型和谐相融，更添自然韵味。印面呈正方形，阴刻“刘贺”二字，是确定墓主身份最直接的物证。其字体方正平整，笔画均匀，是汉代用于印章制作的专用篆书字体，《说文解字》称之为缪篆。

五铢青铜钱
汉代，铜质圆形，中间有方孔，正面与背面都有外郭，外郭与钱文齐平，因此可以保护钱文，不易磨损。钱上铸有篆文“五铢”二字，钱重如文，故称“五铢钱”。刘贺墓钱库的“五铢钱”成串码放，高达1.8米，总数约三百万枚，重十余吨。

刘贺墓园出土青铜器大全

乐器：有錞（chún）于、纽钟、甬钟、钲（zhēng）、镯和铃6种，其中镯系首次出土，构成较为完备的青铜军乐器组合。

兵器：有戈、矛、剑、剑首、剑格、铩（shā）格、珌（bì）、弩柎饰和盾鼻9种，其中5件圆茎剑，属于典型的东周楚式剑。

杂器：有镇、灯、博山炉、熏炉、镜、漏壶、杵臼、撮箕（cuōjī）、印、带钩、筒、刷柄、哨、虎、羊、野猪、骆驼、五铢钱、削、簪、算、合页、钩、配件等24种，博山炉、漏壶、铜灯、铭文镜和五铢钱是汉代新出现的器种。刘贺墓是汉墓出土铜镇、铜灯、铜博山炉和五铢钱数量较多的一处。

度量衡器：有斛（hú）、斗、小量、累和环权5种，是青铜度量衡器出土器种较为全面的一次，龠（yuè）、撮、圭等小量具是汉代新出现的器种，成套出土；官家平青铜累是中央集权的物证。

车马器：有盖斗饰、盖弓帽、杠箍、承弓器、轭（è）首、軥（qú）、轙（yǐ）、衡末饰、軏（yuè）饰、车軎（wèi）、车辖（xiá）、笠毂（lìgǔ）、轸（zhěn）饰、三叉形器、当卢、马珂、方策、节约、辔（pèi）饰、镳（biāo）、马衔、泡和环23种，均为西汉诸侯王墓常见的器型。

明器：有甗（yǎn）、鋗和车舆饰3类。每一器种又有不同的造型，即使造型相同，装饰工艺也各异。比如，26件灯可分为釭灯、行灯、豆形灯、连盘灯、五枝灯、雁足灯等；镇包括俳优俑镇、雁形镇、凤形镇、虎形镇、豹形镇、鳖形镇、龟形镇、鹿形镇、神兽形镇；A型当卢分三亚型，装饰工艺有鎏金、鎏银、错金银、细线刻数种。各类器物造型丰富、工艺精巧，尽显汉代明器的制作水准。

下面部分详细介绍

青铜承弓器
承弓器是装置于车厢前栏上用于架弩的器具，两件一组，成对出土。长方形扁筒器身，末端有长方形銎，前端作内弧形，下部向斜上方弯曲伸出兽首，通体鎏金或鎏金银。标本K1:358，通长20.6厘米，通体鎏金。

青铜车軎
车軎是安装在车轴两端用于括约和保护轴头的构件，左右各一，成对出土。呈圆管形，两端有圆銎，外端较细，内端近毂处较粗，軎身近内端处对穿一孔，穿过车轴、插入车辖，用于固定车軎。依造型和装饰风格，可以分为四型。
A型，标本K1:328，内端径7厘米、外端径5.5厘米，长9.5厘米。軎身中间饰一周宽带凸弦纹。通体鎏金，内端面刻画“住”“×”。
B型，标本K1:738，内端径6.8厘米，外端径4.1厘米，长7.5厘米。軎身中间饰二周凸箍。通体鎏金。
C型，标本K1:225，内端径6.8厘米，外端径5厘米，长7.2厘米。軎身中间饰一周凸箍，外端卷沿，一侧外折出一钩。通体鎏金。
D型，标本K1:1342，内端径4.8厘米，外端径2.8厘米，长4.4厘米。軎身饰浮雕兽面纹。通体鎏金。

青铜衡末饰
衡末饰是安装在车衡两端的构件，用于保护车衡。圆筒形，封顶，末端有圆銎，中腰起凸箍一周。依装饰风格，可以分为二型。
A型，标本M1:538-9，口径1.8厘米、长4.8厘米，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中部一件漆笥内，銎内残留朽木，伴出青铜盖弓帽、盖斗饰、杠箍、车轸饰等车器。
B型，标本K1:439，口径2.4厘米、长9.4厘米。筒面用金银丝嵌错出层峦叠嶂、林木茂密、祥云缭绕、百鸟朝凤、龙腾虎跃、猎犬飞驰、鹿奔兔窜的景象，顶面用金银丝嵌错出龙纹。

青铜軏yuè饰
车辕前端颈外的顶端称軏yuè，安装在此起加固和装饰作用的配件称軏yuè饰。刘贺墓殉葬车，均为双辕车，軏yuè饰成对出土。依造型和装饰风格，可以分为三型。
A型，龙首长且直，圆銎中空。长嘴微启，双目突出；宽鼻高耸，棱角分明；双耳如叶，贴于两侧。两角合延至前额，如“Y”形，额端有椭圆形槽，颈部延伸为銎，项下有一环纽。标本K1:1337，长12.6厘米、銎径1.9厘米。通体鎏金。这种銎径不到2厘米的小型青铜軏yuè饰，可能与D型青铜车軎属于一套，是小车上的配件，说明该坑埋葬的5辆车，其中包括轺车之类小车。从考古发现来看，殉葬真车马的西汉诸侯王墓，一般出土小车。比如，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车10辆，其中小车2辆；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汉齐王墓3号陪葬坑出土车4辆，其中小车1辆；曲阜市九龙山鲁王、后墓出土车12辆（包括小车）；山东省长清县双乳峰济北王刘宽墓出土车5辆，其中小车2辆；河北省定县中山王刘修墓出土车3辆，其中小车1辆。
B型，长条兽首形，方銎中空；眼球外凸，鼻梁挺直，两侧以卷云纹作鼻孔，张口露齿，两侧各有一尖齿，双耳呈叶形，紧贴于两侧，颈部延伸为銎，近銎处对穿2个长方形镂孔，便于与车辕固定。标本K1:257，长17.5厘米、宽10.1厘米、厚6.8厘米。通体鎏金。
C型，扁长方形，中空，方銎，近銎处对穿2个长方形镂孔，便于与车辕固定。标本K1:438，长25.2厘米、宽8.3厘米、厚3.9厘米。通体鎏金。

青铜杠箍
杠箍是车盖柄的构件，用于连接达常与桯，把达常从杠箍中拨出，就可以取下车盖。圆管形，两端有圆銎，一般饰3周凸箍。标本K1:383，长31.6厘米、口径4.5厘米。通体鎏金。

青铜轭首
轭首是安装在车轭顶端的构件。圆筒形，封顶，末端有圆銎，中腰起凸箍一周。依装饰风格，可以分为二型。
A型，标本K1:536，口径3.7厘米、高4.2厘米。通体鎏金。
B型，标本K1:326，口径4厘米、高4.8厘米。筒面用金银丝嵌错出鹿、兔图案，衬以山峦、云气纹；顶面用金银丝嵌错出敛翅开屏的回首凤鸟。

青铜軥
軥是安装在车轭末端的构件，又称轭足，左右各一，往往成对出土。似勾，弯曲有弧度，前端弧面浮雕或错金银兽首形，眼眶凸出，鼻梁粗直，下巴内收成銎，中空。末端作三齿形，有一个销钉孔。分鎏金、鎏金银和错金银三种装饰工艺。标本K1:796，长11.5厘米、宽3.5厘米、高7.7厘米。通体鎏金。标本K1:75，长9厘米、宽7.2厘米。通体鎏金银。

青铜车轙
车轙是嵌入车轭两侧车衡上用来贯通辔绳的环，一辆安车，架4匹马，车衡上安4只车轭，与之配套的车轙需要5个。依造型，大体可分为四型。
A型，呈拱形，两脚外折。标本K1:275，宽4.6厘米、高4.7厘米。通体鎏金。
B型，呈拱形，两脚下有长条形座连接。标本K1:770，宽9厘米、高5.6厘米。通体鎏金。
C型，呈拱形，顶部作M形，底部连在一起。标本K1:510，宽9.1厘米、高6.9厘米。通体鎏金。
D型，呈拱形，顶部饰镂空云纹，底部连在一起。标本K1:773，宽4.4厘米、高4.5厘米。通体鎏金。

青铜盖斗饰
先秦两汉的车盖一般为伞形，其柄称杠，分2节，上段称达常，下段称桯。达常顶端膨大部分称盖斗，又名部，盖斗饰则是车盖外与盖斗套接的构件。依造型，可以分为二型。
A型，圆筒形，平顶，下端有銎（qióng），近顶部有数周弦纹。标本M1:538-3，顶径3.2厘米、底径3.8厘米、长9厘米，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中部一件漆笥内，伴出青铜盖弓帽、衡末饰、车轸饰等车器。
B型，圆筒形，顶端呈四瓣花形，中间有花蕊，底端为管形銎。标本K1:1399，顶径2.1厘米、底径1.2厘米、长3.1厘米。通体鎏金银，因合金中银的比例偏高，器表呈浅黄色。
C型，圆筒形，顶端呈四瓣花形，底端为管形銎。标本12XGDK1:1380，顶径2.3厘米、底径1.6厘米、高4厘米。通体鎏金。

青铜盖弓帽
盖弓帽是安装在车盖弓、帷幄盖弓前端，用于固定盖面的构件。一般作圆管形，顶部为圆形，中部为一个突起的棘爪，名蚤，用于钩住盖面边缘以便撑开它。依造型和装饰风格，可以分为三型。
A型，器身为圆管形，帽顶呈喇叭状，平顶，管的中腰偏上部有一倒刺形棘爪，底端有圆銎。标本M1:538-4，顶径2.7厘米、底径1.3厘米、高9厘米，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中部一件漆笥内，伴出青铜盖斗饰、衡末饰、车轸饰等车器。
B型，顶端呈四瓣花形，中间有凸出的花蕊，下端为圆銎。管形銎一侧伸出一个倒刺形棘爪。通体鎏金。标本K1:35，顶径2厘米、底径0.8厘米、长6.6厘米。
C型，顶端呈四瓣花形，中间有凸出的花蕊，下端为曲折管形茎，与花底连接一段较细，枝上有锯齿状突起，后段较粗，一侧伸出一个倒刺形棘爪，末端有管形銎。通体鎏金。标本K1:1360，顶径2.8厘米、底径0.9厘米、长7厘米。后段管饰错金银狼逐鹿图案。
《后汉书·舆服志》云:“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注引徐广曰“金华施橑末”，所描述的应该是C型盖弓帽，属于安车伞盖的配件，也就是说，车马坑中包括刘贺做昌邑王时所乘坐的安车。

青铜累
6件青铜累，造型相近，大小有差异，呈半球形，平底，顶部设桥纽。此类衡器，有自铭为“累”者。比如，国家博物馆藏西汉青铜累，阴刻篆隶体“官累重斤十两”。依形态，可以分为二型。
A型，官家平青铜累，1件。标本M1:865，直径8.6厘米、高5.5厘米，重1280克，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南部，伴出漆秤杆。通体髹漆，器表铸造阳文篆隶体“官家平”，表明此累是汉政府统一颁发的官方标准衡器，四川成都、大足等地出土“汶江市平”“成都市平”铭文汉代铁权，作用相同，都是说明这些累是官方标准衡器。
B型，铅累，一套5件，造型相同，大小相次。标本M1:919-2-1，属于其中最大一件，直径3.6厘米、高2.3厘米，重103.5克，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中部一件昌邑十一年漆笥内，伴出铁书刀。

青铜斗
1件青铜斗。标本M1:409，口径19厘米、底径16.2厘米、腹深8.7厘米、高9厘米，容量约2000毫升，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伴出青铜鼎、青铜壶、青铜鋗（xuān）、青铜尊缶、青铜折腹盆等。呈圆桶形，敞口，圆唇，斜直壁，平底。口沿外有加厚宽边，腹中部有三周弦纹，一侧有鼻纽。西汉10升为1斗，1升约合200毫升，此量折合汉制1斗。该青铜斗为西汉时期的量器，形制规整，是研究汉代量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青铜斛
1件。标本M1:955，口径35厘米、底径34.5、腹深21.3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南部，伴出青铜鼎、青铜壶、青铜鋗（xuān）等。呈圆桶形，敞口，直壁，平底，腹壁中部有对称圆柱状短柄。腹外壁铸造阳文篆书铭文‘昌邑私府斛容十斗’（‘私府’为汉代王侯贵族管理私产的机构）。容量为“十斗”，经实测，容量约19000毫升，容量与新莾时期的容量与新莽时期‘始建国元年平’青铜斛接近。

青铜印“海”

1件。标本M1:1045，印面长8.8厘米、宽7厘米，残高3.5厘米，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南部，伴出青铜鋗（xuān）、青铜臼等。长方形印面，覆斗形印台，一角边框、印底有残损，所幸没有伤及印文。纽缺失，从残存方銎（qióng）推断，可能为橛（jué）纽，使用时插入木柄。印面铸造朱文篆书“海”字，四周有边框，字口垂直、线条圆劲匀净，起讫处有方笔意趣，其余则徐舒缓转，有从容闲适、挺拔秀丽之美，集中体现了汉代铸印的典型艺术风格。
此印印面比汉制1寸见方的典型官、私印要大数倍，显然不是海昏侯国的官印，与存世的烙马印大小接近。比如，上海博物馆藏“常骑”印，印面7厘米见方；“夏骑”印，印面长8.5厘米、宽7.2厘米等，因此专家们认为这是一方烙马印。如果此论可信，则是汉代侯国烙马印的首次出土。

Ab型，1件。出土于刘充国墓内棺。钩面细线刻几何纹，镶嵌红玛瑙、绿松石。

B型，3件。标本M1:1658，长3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主椁室东室南部，系木俑佩饰，伴出玉具漆剑。侧视呈一只蹲伏的回首鸟形，钩首与钩身等长，钩首作回首长嘴鸟形，钩身肥大，背面近中部有一圆饼形纽。通体鎏金银，呈银白色。此类带钩，个体小，可能是剑带钩。刘贺墓小型带钩与剑伴出，说明此类带钩可能是与剑带配套的专用钩。

青铜筩

5件青铜筩，造型相同，大小相近。标本1：736-3，口径5.5厘米、高18.2厘米，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中部一件漆笥内，伴出青铜带钩、银扣贴金彩绘漆子奁、漆筩等。呈圆筒形，直口，平底，腹中部饰宽带凸弦纹。配有一个子口漆木盖。此类器物，西汉人称之为“筩”，用于贮存化妆品。筩者，本用竹筩，其后转用金玉杂物写竹状而为之，皆所以盛膏泽者也。”此外，刘贺墓内棺头厢出土3件鎏金青铜筩，伴出青铜簪，形制与上述青铜筩相近。

青铜哨

1件青铜哨。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中部，伴出青铜镇、青铜熏炉等。整体为长扁状鸭形，鸭作回首状，长嘴，腹部设二个吹奏孔，通体鎏金，器身饰鳞纹与短斜线纹。

青铜刷柄

8件青铜刷柄，刘贺墓一件漆笥内出土5件，刘充国墓内棺头厢漆奁内出土3件。造型相近，刘充国墓出土者通体鎏金，体量偏小。标本M1:732-3-8，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中部一件漆笥内，伴出玉料和损伤的旧玉器等。平面呈长方形，中空，前端开口，以便插入刷体；末端有一小圆纽。此类刷柄应为清洁或梳理用刷的配套构件，结合伴出器物推测可能用于玉器养护或日常梳理。

青铜錞于
1件青铜錞于。出土于刘贺墓甬道乐车上。胎体厚重，器身修长，圜首，圆肩，束腰，于口微侈，有三棱状内唇，没有调音痕迹。王清雷团队通过现场测音、试奏，认为敲击该錞于的不同位置，其音色、音量与延时均差别较大，敲击肩部，其音色较为嘈杂，声音短促；敲击于口，其音色较为纯净，声音洪亮绵长。由此可知，作为一种与鼓相和、用于指挥作战、发送指令信号的军乐器，可以发出多种作战信号。通体素面无纹饰，器表经打磨处理，质感厚重古朴。

青铜钲
1件青铜钲。钲又称“丁宁”，是东周时期流行于吴、楚等南方诸国的军乐器。出土于刘贺墓甬道乐车上，伴出青铜甬钟、青铜镯各1件，漆鼓1件、漆鼓槌4件。作合瓦形，器体横截面呈椭圆形，铣棱斜直，铣端外张，于口弧曲。通体光素无纹。此钲甬部不设旋和干，腔面没有分隔出枚、篆、钲、鼓各区，也没有枚；内腔无音梁，内壁无调音痕迹。这些特征表明，该青铜钲与同墓所出青铜甬钟、纽钟等属于不同类型的乐器，过去把其认定为甬钟的判断不足信。
此类青铜乐钟，属于退兵时鸣奏的打击乐器，“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有自铭为“钲”者。如，侯骑钲阴刻铭文“侯骑钲重九斤二两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右工工珻造”。颍川青铜钲，造型、大小与刘贺墓青铜钲相近，器身正面阴刻隶书铭文“颍川县司盾发弩令正重四十四斤始建国天凤四年缮”，该铭文为钲作为军乐器提供了极好的佐证。刘贺墓是西汉王侯墓中青铜军乐器组合最完备的一例。青铜军乐器錞于、钲与漆鼓这一打击军乐器的组合方式，体现了先秦军乐制度在西汉的延续。春秋时期金车、鼓车是战车，刘贺生活的时代，经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封国权力的一系列大变革，地方王侯已失去了行政管理权，更没有兵权，墓中载有军乐器的漆偶车，当然不能视为战车，只能视作车马出行前导车性质的仪仗乐车。

青铜镯
1件青铜镯，作合瓦形，器体横截面呈扁椭圆形，铣棱斜直，铣端外张，纵剖面呈梯形，于口弧曲，有内唇，平舞，八菱形实心甬。腔面以粗阳线框分隔出钲、鼓、枚各区，钲部两侧有4组乳丁状枚，每组9个，分3行，鼓部较长，近于口处有2周凸弦纹。甬部不设旋和干，枚间不设篆带，内腔无音梁，内壁无调音痕迹，这些特征显示出该青铜镯与同墓所出青铜甬钟、纽钟和铃之类乐钟设计思路不同，属于不同类型的乐器，过去把其认定为甬钟的判断不足信。该青铜镯系首次出土，且与錞于、钲等青铜军乐器伴出，推测应为军乐器。

青铜铃
6件青铜铃。造型相同、大小相近，4件出土于刘贺墓北藏椁编钟架附近，2件出土于南藏椁西侧车马库，散落在漆偶车马堆积内。鉴于此类铜铃体量小巧，无法与编钟、编磬配套作为功能乐器使用，结合其出土位置推测，其大概率为车马或编钟架的装饰构件。标本M1:449-2，铣距3.6厘米、通高4.2厘米，出土于刘贺墓北藏椁编钟架附近。铃体作合瓦形，呈扁凸状，直铣棱，铣端外侈，于口弧曲，舞平素无纹，置扁平长条环形纽。铃腔内有悬舌。腔面以粗阳线框分隔出、鼓、枚各区，部较长，几乎占满整个腔面，部两侧有4组乳丁状枚，每组8个，间以菱格纹；部饰2枚乳丁状枚。鼓部极短，光素无纹。

青铜折腹盘
13件青铜折腹盘。胎体轻薄，光素无纹，造型相近。依体量，可以分为二型。
A型，1件。斜折沿，敞口，折腹，圜底近平。此种造型、体量的青铜盘，有自铭为“沐盘”者。
B型，12件。造型相同、大小相近，刘贺墓东藏椁北部出土10件，斜折沿，敞口，折腹，小平底，假圈足，伴出青铜鼎、青铜辑、青铜尊缶等。此外主椁室东、西室各出土1件。

青铜匜（yí）
1件青铜匜。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伴出青铜鼎、青铜尊缶等。器身呈瓢形，口微侈，深弧腹下收成平底；腹长径一侧设凹槽流。素面。此类器物，有自铭为“匜”者。如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收藏一件西汉青铜匜，腹外部阴刻铭文：“代匜容二斗重三斤”。刘贺墓出土的此件青铜匜，形制与自铭实例一致，为研究西汉盥洗用器的形制与使用制度提供了实物参考。

龙首青铜盒
1件龙首青铜盒。呈椭圆形，由盒盖、盒身两部分组成，以子母口上下扣合。盒盖为青铜扣漆器，仅剩盖面装饰的玉珠、玉片以及青铜盖扣、漆绘纻胎残片。浅弧腹，圜底，下承4只矮蹄足。盒鋬呈龙首形，张口，双睛圆鼓，鼻上卷，喉部设活舌，手握龙首一紧一松，盒随之开合。通体镶嵌宝石。该式龙首青铜盒系首次出土，构思巧妙，形态生动。出土于刘贺墓主椁室，伴出多件贵重玉器与漆器。其独特的机械开合结构与精湛的镶嵌工艺，集中展现了西汉时期青铜铸造与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

青铜桶形器
2件青铜桶形器。呈圆桶形，系首次发现，用途不明。依造型，可以分为二型。
A型，1件。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中部。呈亚腰状圆筒形，侈口，圆唇，中腹收束，圈足外侈，腰中部近下处设内底，把内腔分隔成上下两部分。 
B型，1件。出土于刘贺墓南徼道东部。呈圆桶形，直口圆唇，外壁一侧附半圆形槽，顶部置一可以拆卸的凹槽形流，近底处有一小圆孔与器体相通。下承三只蹄足。两件器物形制独特，为研究西汉时期青铜容器的类型与功能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青铜笥
1件青铜笥。出土于刘贺墓主棺头厢，笥内盛放青铜小刀、玉片、玉管等。呈长方形，由器身与盝顶式器盖两部分扣合而成。光素无纹，器内壁髹红漆。此笥造型、尺寸与同墓出土的漆笥相近，而青铜质地的笥属首次出土，推测应为模仿漆笥形制的专用储物器。

青铜卣
1件“子畯”凤鸟纹青铜提梁卣。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构成，以子母口形式扣合。盖作深母口式，盖面微隆，中心有花蕾状纽，盖缘方折。器身为子口微敛，颈部附一对环形耳，两耳套接“几”字形宽带状提梁。盖面、器身被4道高扉棱平分为4个装饰面，饰4组花冠凤鸟纹；肩部饰4组勾喙下卷尾夔龙纹，腹部饰4组花冠凤鸟纹；提梁饰一身双首合体夔龙纹，提梁两端有圆雕兽首，双目突起，双角作鸭掌状，较为醒目；圈足饰4组一身双首合体夔龙纹，一首作俯视展开状，另一首作侧视状。盖、底内壁均铸有铭文“子畯父乙”。整器以云雷纹为地纹，在地纹上饰浅浮雕图案，再以阴线刻方式进行细部刻画，层次分明、立体感极强，繁缛富丽，带有典型的殷墟青铜器“三层花”装饰风格，时代大致在商末周初。
该卣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流行的器种，日名“父乙”是商人的传统，但主体纹饰凤鸟纹却是周人特有的长冠凤鸟纹，从形制、纹饰、铭文和铸造工艺等方面综合来看，此卣应为西周初年殷遗民所铸造，综合形制、纹饰、铭文及铸造工艺来看，此卣应为西周初年殷遗民所铸，是商文化与周文化相互交融的典型实物。相对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而言，应为当时的传世器或收藏品，说明刘贺有博古通今的雅好。三代青铜器在西汉中后期贵族墓中时有出土，是当时社会复古风的反映，可以与《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互证。刘贺墓三代青铜器，除此卣外，还有蟠虺纹壶以及尊缶、圆茎剑等。

青铜尊缶
2件青铜尊缶。依腹部形态，可以分为二型。
A型，圆腹尊缶，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圆形盖，盖面微隆起，有3个环形立纽，盖沿有4个等距离的长条垂卡，以便与器身口沿外侧扣合。器身直口，方唇，颈微束，溜肩，圆鼓腹，最大腹径在腹上部，下腹斜收，平底微内凹，形成假圈足。腹中部有4个环形耳，耳面饰兽面纹；耳间有4组8个圆形凸起，类似大乳丁，饰蟠虺纹。器肩、腹部饰蟠虺纹带，以素面环带纹间隔。
尊缶是春秋时期在楚国兴起的典型酒器，多自铭为“尊缶”。刘贺墓此式尊缶在造型、装饰方面与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尊缶相近，时代约相当春秋晚期前段。
B型，十二棱腹缶，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器形厚重，器盖、器腹均呈十二棱形。盖面微隆，有4个兽首环纽，纽顶端饰兽面纹，盖沿有4个等距离的兽面形垂卡，以便与器身口沿外侧扣合。上腹有4个兽首环耳，耳上饰兽面纹；耳间有4组8个圆形凸起，满饰蟠虺纹。盖面和器肩、腹部饰蟠虺纹带，以素面环带纹间隔。
此类十二棱尊缶属于首次发现，与刘贺墓圆腹尊缶装饰风格相同，最大腹径也在上腹部，时代当相去不远。

青铜鐎（jiāo）
3件青铜鐎，造型相同、大小相近。标本M1：774，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伴出青铜甗（yǎn）、青铜鼎、B型青铜折腹盘等。圆形盖，盖面微隆，顶部有一半圆形片状立纽。子口，矮领，圆肩，鼓腹，圜底，三蹄足。腹中部伸出鸟头形流，流口设活扣盖；与流垂直的腹部另一侧有长条形鋬。盖面四瓣柿蒂纹纽座外绕3周弦纹；腹中部饰一周宽带凸弦纹；鸟头形流的颈部饰鳞纹，鋬（pàn）上刻兽面纹，足面饰浅浮雕兽面纹。此类青铜器，有自铭为“鐎”者。

青铜瓿（bù）
1件青铜瓿。标本M1：974，口径28.3厘米、最大腹径58厘米、底径12.1厘米、高38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南部，伴出青铜甗、青铜鼎、青铜尊等器物。敛口，圆唇，溜肩，折腹，下腹急收成平底。腰部有一周凸棱，凸棱两边相对的位置各有一组凸棱，每组包括3条直凸棱。

青铜罍（léi）
3件青铜罍。依造型，可以分为二型。
A型，1件。标本M1：476，口径16.7厘米、最大腹径33.3厘米、圈足径10.5厘米、高34.2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伴出青铜甗、青铜釜等。直口，卷沿方唇，矮领微束，圆肩，肩部有2个半环形耳，圆鼓腹，下腹内收成平底，矮圈足。素面。
B型，2件，造型相同，大小相近。标本M1：1142，圈足高5.2厘米，残高32.5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中部，伴出青铜鼎、青铜尊、青铜壶、青铜钫等。大口，圈沿圆唇，矮领，圆肩，肩部有2个铺首衔环，圆鼓腹，下腹急收成平底，高圈足外撇。素面。

青铜勺
6件青铜勺。依勺首形态，可分为二型。
A型，4件，造型相同，大小相近。勺首呈椭圆状，浅腹，圜底，凹槽形长柄呈45度角斜直上伸，柄近末端扁平，置鼻纽衔环。素面。
B型，2件，造型相同，大小相近。勺首呈瓢状，浅腹，圜底，凹槽形长柄呈45度角斜直上伸。

青铜鋗
31件青铜鋗。自铭为“鋗”者6件，造型相近，但大小、高矮有别，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3件，大小适中，铭文为“昌邑食官鋗容四斗重十二斤二两昌邑二年造”。
第二类2件，为大口深腹，是第一类的放大版，铭文为“昌邑食官鋗容廿斗重五十四斤昌邑二年造盆”，其中，“盆”为篆体，其余为篆隶体。
第三类1件，与第二类相比，只是腹更浅，铭文为“昌邑食官鋗容十斗重卅一斤昌邑二年造盘”。
A型，28件，造型相近，斜折窄沿，上腹近直，下腹弧形内收，平底，矮圈足。腹中部有一周宽带凸弦纹。依大小，可以分为三亚型。
Aa型，3件，大小接近，腹部有2个鼻纽衔环，腹部刻有铭文，只是重量略有差别。
Ab型，1 件。与Aa型鋗相比，造型相近，体量略大。
Ac型，24件，与Aa型鋗相比，体量略小，造型相近，装饰风格稍有不同，口径在汉制1尺左右，没有铭文，且均为铺首衔环，无一作鼻纽衔环者。
B型，1件，造型与A型鋗相近，但体量要大一倍，均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南部，与Ab型青铜鋗摆放在一起，伴出青铜钟、青铜鼎等。通体鎏金，腹部没有纽，器腹阴刻篆隶体铭文“昌邑食官鋗容廿斗重五十四斤昌邑二年造”和篆书“盆”，表明此类器物又可称为“盆”，在铭文刻写时特意用不同的字体将“盆”字与前面的铭文区分开，以突出表达“盆”的意义。
C型，1件，造型与B型鋗相近，但高度约为其一半。标本M1：1012-3，口径49.5厘米、腹径45厘米、圈足径32.8厘米、高14.7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中部。器腹阴刻篆隶体铭文“昌邑食官鋗容十斗重卅一斤昌邑二年造盘”，表明此类器物又可称为“盘”。
D型，1件。与自铭为“鋗”的3件青铜鋗叠压在一起。敞口、斜折沿。刘贺墓该器出土时与3件自铭为“鋗”的青铜器叠压在一起，倾向于把其归入鋗类器。

青铜簋（guǐ）
1件青铜簋。标本M1:680，口径27厘米、足径22.9厘米、高18厘米，出土于刘贺墓西藏椁南部。敞口，有窄内沿，斜弧腹，向下内收成圜底，高圈足。胎体厚重，上腹饰一周凸棱，内底及圈足上部残存范线。

青铜釜
2件青铜釜，造型相同，均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伴出青铜鼎、青铜尊、青铜折腹盆、青铜甗等。直口微敛，平折沿，弧腹，腹部向下内收为圜底。上腹有一周凸出的宽圈沿，便于卡扣在灶台火眼上，这一变化是由于灶台的使用，使得原有的三足、四足炊器在造型上发生适应性改变。标本M1:954，口径47厘米、腰沿宽3厘米、高30厘米。胎体厚重，素面。

青铜甗（yǎn）
青铜甗2件。为上甑下釜分体式复合炊器，釜部盛水，甑（zèng）部盛食物，依靠水蒸气来蒸煮食物，相当于今日的蒸锅。依造型，可以分为二型。
A型，1件。标本M1:975，分甑、釜两部分，甑口径22厘米、榫（sǔn）圈径11.5厘米、高12厘米，釜口径10.7厘米、最大腹径19厘米、底径7.5厘米、高13厘米、通高23.2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南部，伴出昌邑籍田青铜鼎、Ab型青铜鋗、青铜钟等。甑作敞口式，平折沿，斜腹，腹上部有对称铺首衔环，下腹弧形内收成平底，底部有箄，下端有榫圈。釜作直口式，方唇，套接在甑底榫圈内，圆肩，肩部有对称铺首衔环，鼓腹，下收成平底。甑腹上部有一周宽带凸弦纹，釜腹中部有一周宽圈沿，以便卡扣在灶台火眼上。通体鎏金。
B型，异型甗，1件。由器盖、甑、釜三部分组成，器体硕大，胎体厚重，素面无纹，通高132厘米，散落在刘贺墓东藏椁北部，分为4个标本号。

青铜染炉
2件青铜染炉，造型相同、大小相近，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南部，伴出青铜鼎、漆樽、漆盘、漆耳杯等食器。由连盘炉和耳杯两部分组成，标本M1:1612，出土时耳杯便是置于连盘炉上。炉口长方形，平折沿，炉口两头沿内侧铸接一圈椭圆形镂空围屏；炉四壁、炉底有长方形镂孔；炉底中间有一截面为倒梯形的中空长管状槽，前端与炉壁齐平；四蹄足，与承盘连铸。承盘为长方形浅盘，平折沿，斜壁，平底。耳杯为椭圆形，侈口，半月形耳，弧腹内收成平底。标本 M1:1577，连盘炉，炉口长 16.4 厘米、宽 12.5 厘米，炉盘长 16.3 厘米、宽 12.3 厘米，炉深 5.5 厘米、通高 12 厘米。标本 M1:1572，耳杯，口长径 15.7 厘米、短径 9.4 厘米，底长径 9.4 厘米、短径 4.2 厘米，高 4 厘米，散落在紧邻标本M1:1577 的一件漆盘内。

青铜鋞（xíng）
6件青铜鋞，造型相同，大小接近，均出土于刘贺墓北藏椁东部，伴出青铜编钟、漆瑟、漆樽等。圆形盖，盖面微隆，中心有一圆角长方形片状纽。器身呈直筒形，子口，直壁深腹，下接3只半圆形矮蹄足。上腹部有2个鼻纽衔环，与提梁套接。通体鎏金，中腹偏上有一周宽带纹，下腹近底处有加厚宽边。依提梁形态，可以分为二型。
A型，链形提梁鋞，4件。标本M1:425，盖高3.8厘米、盖径12.5厘米，口径12.1厘米、腹径12.8厘米、足高2.5厘米、通高20厘米。以链环连接鼻纽，形成提梁。
B型，双兽首提梁鋞，2件。标本M1:413，盖径12.1厘米、盖高4.5厘米，口径11.6厘米、腹径12.3厘米、足高2.4厘米、通高20.1厘米。双兽首提梁与鼻纽之间，以链环连接。

青铜鼎
刘贺墓园出土青铜鼎26件。依造型，可以分为三型。
A型21件。造型相同，大小相近，高度在20厘米以下，口沿外附长方形穿耳，子口内敛，扁球形腹，圜底，三蹄形足，足跟略鼓，内侧平直，断面呈半圆形，足根有窄台棱。腹中部饰凸棱一周。胎体轻薄，带盖，盖上有三纽。素面，多数通体鎏金。依盖纽形态，分为二亚型。
Aa型，20件，立鸟形纽盖。标本M1:983，口径13.9厘米、最大腹径16.4厘米、通高13.1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中部。标本M1:984-1，为标本M1:983的盖，盖径16.2厘米、盖高4.5厘米，出土时散落在紧邻标本M1:983的一件铜鋗内。盖面隆起，盖沿延伸作母口，正好与鼎身子口扣合；盖面等距分布3个片状立鸟形纽，通体鎏金。
Ab型，1件，半环纽盖，纽顶有一小乳突。标本M1:987，口径18.5厘米、最大腹径23.3厘米、通高17.7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中部。标本M1:986，为标本M1:987的盖，盖径20.7厘米、盖高5.7厘米，出土时散落在标本 M1:987旁。
B型，环耳鼎，4件，胎体厚重，外附耳的形态为冲天式环耳，虽然作子口形态，但均没有发现青铜鼎盖，而方穿耳鼎均配有青铜盖，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鼎盖遗失。依造型，可以分为三亚型。
Ba型，1件。标本M1:959，口径31.7厘米、最大腹径40.5厘米、通高34.3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南部，伴出青铜钟、Ab型青铜鋗、漆案等。腹中部不像Aa型鼎那样饰一周凸棱，腹部阴刻篆隶体“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重卌八斤第二”15 字，是所有出土铜鼎中体量最大的一件，也是唯一有铭文者。
Bb型，2件。造型与Aa型鼎相近，区别主要体现在鼎耳形态上。标本M1:1767，口径20.5厘米、最大腹径26厘米、通高19.8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主椁室东室棺柩南侧，伴出9件Aa型鼎均带盖。
Bc型，1件。标本M1:962，口径19厘米、最大腹径24.7厘米、通高16.9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南部，伴出青铜钟、Ab型青铜鼎、漆案等。腹中部不像Aa型鼎那样饰一周凸棱，而是饰一周宽带凸弦纹，较为少见。三蹄足粗而矮。
C型，异型鼎1件。标本M1:221，口径16.6厘米、最大腹径33.1厘米、炉盘径20.2厘米、足高18.4厘米、通高29.4厘米，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北部，伴出青铜甗、漆皮陶罐等。敛口，扁鼓腹，下腹部弧形内收，圜底，3只细长半圆形蹄足。底部通过一圆筒形炉腔连接圆形炉盘，炉盘一侧带流，流从两足间伸出。通体素面，肩部对称分布 3 个鼻纽衔环。鼎内伴出数粒板栗。

以下根据已有的考古调查和勘探资料，对紫金城城址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紫金城城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铁河乡和大塘坪乡一带，东临赣江，北依鄱阳湖。城址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为岗地、林地、河湖相互交织。紫金城城址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外城由双重墙体构成。内城位于外城内东部，分为东、西两个小城，墙体外围发现护城河。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

外城 
城墙；紫金城外城平面呈曲尺形，南北最长约2062米，东西最宽约1934米，城墙总长约7516米。城墙均为双重墙体，墙体堆筑而成，内墙较高大，外墙较低矮。内、外墙均底宽顶窄，内墙底宽约8～18米，顶宽约3～6米，残高约1.5～2米。外墙底宽约8～18米，顶宽约4～7米，残高约0.5～1.5米。内、外墙体间距约7.2～28米。
城门；在外城城墙共发现缺口47处，有的缺口是因城墙损毁所致，有的缺口在古代有河道通过，其中不排除在一些缺口设置水门的可能。故城门的具体情况，有待下一步发掘厘清。现就西城墙、东城墙疑似城门遗址进行介绍：
西城墙；发现疑似城门遗址2处。一处从城墙西南角起向北847～857米，缺口宽10米，其内勘探到一条古土路，初步判断该处缺口应为门址。一处从城墙西南角起向北1320～1326米，发现内城门（内口宽6、外口宽9.5米）、外城门（内口宽5米，外口损坏）及内、外城门外南北两侧的夯土台基各一。
东城墙；发现疑似城门遗址3处。其中两处位于东城墙中部，且均有古代的河道从中穿过，靠北的门址宽约9.2、进深约10.2米；靠南的门址宽约20.8、进深约8.7米。东城墙南部的一处门址，亦有河道从中穿过，门址宽约136.1、进深约48米。
护城壕；发现西城墙护城壕和南城墙护城壕，它们均与外界水路连接。西城墙护城壕长1200米，宽约15～60、深约2～3米。南城墙护城壕长700米，东段护城壕紧靠城墙，西段护城壕由东向西逐渐远离外城墙。护城壕宽约18～50、深约3米。
码头；发现疑似码头遗迹共7处。
2处疑似码头遗迹位于北城墙中部缺口附近，一处在缺口内侧，一处在缺口外侧，平面分别呈刀形（北侧长约26、宽约7米；南侧长约16、宽约8米）、长方形（长约25、宽约8米），填土疑为夯土，其内还发现碎青灰砖块，且遗迹临近古水系。
5处疑似码头遗迹位于外城近中央区域，其中四处位于中部一水路两侧的断崖上，另一处位于南部水路的断崖上。遗迹保存状况不一，可见夯土。最大的一座，长约28、宽约5米；损坏严重的一座，长约4、宽约3.5米；一码头旁还发现一条长10米的碎陶片铺成的路。

内城
内城位于外城内东部，平面呈近长方形，东西最长约403、南北最宽约345米，面积约139761平方米，由东城和西城两个小城组成，东城东墙与外城东墙部分墙体共用，西城东墙与东城西墙共用。城墙墙体平面呈长条形，底宽顶窄，呈垄状堆积，堆筑而成，土质致密，夹杂灰陶片﹑绳纹瓦片﹑木炭块﹑锈斑﹑砖渣。共发现缺口9处。
东城
城墙；东城平面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约343、东西宽约166～224米。墙体底宽约8～19.2、顶宽约3～18、现高约0.7～5米。
城门；东城城墙共发现缺口5处，疑为门址。北城墙中部缺口，宽约4、进深约11米，其东西两侧发现瓦片堆积，疑为门址倒塌堆积。西城墙北段缺口，宽约1～3、进深约14米，其南北两侧发现瓦片堆积，疑为门址倒塌堆积。南城墙东段缺口，宽约1.3～2、进深约11～14米。因东城东墙与外城东墙部分墙体共用，东城东墙的两处缺口即外城东墙中部的两处缺口，如前所述，疑为门址。
护城河；在东城北、西、南城墙外均发现绕墙分布的护城河，平面呈长条形，局部破坏无存，内填较松软的浅黄色土，含少量瓦片。北城河位于北城墙外，西端与西城河相接，东段破坏无存，东西残长约152、南北宽约2.5～3.5米。西城河位于西城墙外，南北残长约203、东西宽约2.6～5米，初步推测，后因修筑西城，该河废弃。南城河位于南城墙外，东西残长约111、南北宽约2～4.3米。
房址
东城内发现房址2座，规模较大。
F1位于东城西北角，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8、南北宽约26米，柱石数量众多，排列规律。现存夯土墙基4处，分东西两部分，西部夯土墙基平面呈长方形，东部夯土墙基平面呈“H”形。柱石58块，东西7行，南北11列。柱石南北间距约0.3～2.7、东西间距约0.7～4米，柱石下经夯打处理。柱石南部，发现两排东西向分布的夯土块。依据柱石和夯土块的平面布局与位置分布，推测F1为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式建筑。F3位于东城西南角，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7、东西宽约9.3米，为一组庭院式建筑，柱石零乱，规格不一。北房位于F3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7.8、南北宽约5米，现存19块柱石。西厢房位于北房西南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东西宽约2.8米，残存6块柱石。庭院位于房址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17、东西宽约9.3米，残存2块柱石。
西城 
城墙；西城平面大致呈梯形，南北长约212～267、东西宽约149～152米。墙体底宽约8～18米，顶宽约3～10米，现高约1～5米。
城门；西城城墙共发现缺口5处，疑为门址。北城墙东段缺口，宽约52、进深13米。北城墙西段缺口，宽约2.7～3.8、进深10～13米。西城墙中段缺口，宽约3～7.6、进深12米。南城墙东段缺口，宽约52、进深约8～9米。因西城东墙与东城西墙共用，故东城西墙的一处缺口也即西城东墙的缺口，如前所述，疑为门址。
护城河；在西城北、西、南城墙外均发现绕墙分布的护城河，整体保存较好。平面呈长条形，内填较松软的浅黄色土，含少量瓦片。
北城河位于北城墙外，西端与西城河相接，东西残长约103、南北宽约3.8～7.5米。西城河位于西城墙外，南端与南城河相接，南北残长约240、东西宽约2.2～4米。南城河位于南城墙外，东西残长约147、南北宽约2.4～4.2米。
初步确定内城为宫殿区。内城自身的布局相对独立、完整，城墙较高大，外围有护城河，且内城东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城的规格较高。初步建立了城内遗存的时代序列。紫金城内城的城墙堆土中包含砖瓦片，外城城墙堆土却较为纯净，内、外城的修筑时间可能不同。加之，内城自身的布局相对独立、完整，尤其是内城东城可能具有宫城属性，故推测内城东城修建时代或为更早，次为内城西城，晚为外城。

鹭鸟
在遗址公园紫金桥畔，数千只鹭鸟如期而至，又开始新一轮的繁衍与栖息。与四月相逢，春色正浓重，鹭鸟们悠闲地觅食，忙碌地筑巢，还有些三两成群的追逐嬉戏，在美丽霞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优美的剪影。它们在林间求偶、筑巢、产卵、孵化、育雏，完成一次生命的延续，也为遗址公园的春天增添了一抹灵动之美。
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景区正是这些鹭鸟心中的理想家园。从古至今这里地处鄱阳湖西岸，东临赣江，是亚热带湿润性季风型气候，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光照充足，无霜期较长。园区附近有大片的原生林，水域面广，同时也有稻田、湿地，食物充足，为鹭鸟提供理想和舒适的生存环境。

赏花游春
来遗址公园在长椅静坐片刻，看枝头繁花朵朵，听鸟鸣啾啾，穿梭在遗址中，探秘两千年灿烂文明，海昏的春天，是花的海洋，公园内玉兰、桃花、梨花、油菜花竞相开放，在花海中穿行，享受春日时光。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全年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