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又名响堂寺石窟。是北齐皇室直接主持开凿的石窟，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显示了皇家雕刻的宏伟气势。石窟最初开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隋、唐、宋、元、明历代均有增凿或修缮，逐渐形成今日规模，现存有16窟佛窟5000余尊造像。响堂山石窟分为南响堂、北响堂和水浴寺石窟（小响堂）三部分，三者互为呼应，共同构成这一规模宏大的石窟艺术集群。

南响堂、北响堂两处相距约15公里，北响堂附近有水浴寺石窟（小响堂），北区规模大、保存较为完好，也是游客游玩的主要目的地。

北响堂山石窟

位于和村西鼓山之腰，现存8窟，主体洞窟包括大佛洞、释迦洞、刻经洞等。

北响堂的北洞、中洞、南洞均为塔形窟，即在洞窟外立面浮雕出单层覆钵式佛塔的造型，这种形制在中国石窟中较为少见。佛像体态敦厚结实，面相丰满，高鼻长目，一改北魏“秀骨清像”的风格，呈现出健硕厚重的美感。菩萨造像则展现女性柔美，身姿呈S形曲线，肌肤圆润，衣纹轻薄贴体，被称为“曹衣出水”，体现了印度笈多造像风格的影响，并直接开启了唐代造像浓艳丰满风格的先河。

北响堂南洞内镌刻有《维摩诘经》等大量佛经，由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主持的石壁刻经，开创了中国将佛经镌刻于石壁的先河，是极具价值的刻经。
北响堂南洞内保存有《唐邕写经碑》，碑文详细记载了北齐时期重臣唐邕主持刻经的缘由、过程及具体时间，为研究中国佛教刻经史、北齐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唐邕所书经文极为精细优美，佛教刻经研究专家罗昭先生认为其艺术价值可与王羲之的《兰亭序》媲美。

北响堂景区主要分为山下的山前区、山腰处的石窟区和山顶及后山区域，从山下爬山到石窟区约30分钟，再到山顶则需要约1.5小时。山前区处有宋代的古塔和寺庙的遗址。山顶区域则是以自然风光为主，还有自然洞穴仙人洞。后山的天桥这一带山色秀美，登顶山峰后观看周围山色，视野也非常的开阔。而位于山腰的石窟区则是景区内主要的游玩地带，北响堂主要的石窟均位于这里。

南响堂山石窟
位于峰峰矿区的城区旁边。现存7窟，分为上、下两层，自下而上依次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迦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布局规整，层次分明，窟前多具仿木结构窟廊，装饰华丽。如，华严洞窟廊檐额上雕有五铺作双抄偷心造斗拱。

这里规模相对较小，也不需爬山，游南响堂石窟约2小时。

水浴寺石窟（小响堂）

位于大社镇寺后坡村西北，开凿于北齐时期，隋唐宋均有续凿。现存石窟2座，摩崖造像2处，宋代经幢2座，元代灵塔1座及明代碑刻1通。整体设计布局严谨，雕刻内容丰富，由于开凿年代靠后，技艺成熟，所以这里的石窟精细一些。

洞内经文：北齐皇室的“祈福印记”刻经洞的墙壁上，满满当当刻着经文，字迹清晰，排列整齐。在北齐时期，佛教盛行，皇室成员不仅自己信佛，还希望通过经文的方式，将佛教文化传承下去，同时为国家与百姓祈福。刻经洞的经文，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设计，字体大小一致，间距均匀，即便历经千年，字迹依然可以辨别，仿佛千年前的刻经工匠刚刚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
仔细观察石壁上的经文，你会发现这里的字体很特别，既有隶书的浑厚稳重，又有楷书的工整秀丽。许多字体笔画之间还保留着隶书“蚕头燕尾”的特征，但整体结构已经趋向楷书的规整。这种 “隶楷交融”的字体，在书法史上被称为“北齐刻经书体”。

位于北响堂山石窟，在洞窟里，我们还能看到残留的色彩，红颜色来自赤铁矿，蓝颜色取自青金石，黄颜色则是雌黄矿石……古人将这些矿物细细研磨成粉，再加入植物胶作为黏合剂，涂抹在石壁上。由于矿物本身性质稳定，不易褪色，所以历经千年，这些色彩依然能保存下来。千年前的工匠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为坚硬的石壁披上了绚丽的“外衣”，这份智慧与匠心，实在令人惊叹。

营业时间
8：00—17：30
停止检票：16：40
石窟区域：17：00停止进入

常乐寺：北响堂山脚下的常乐寺遗址，仅存基址，但出土的“邯郸微笑”罗汉头像（现藏邯郸博物馆）依然传递着跨越千年的慈悲。

响堂寺：以隋唐规制复建的响堂寺，让“曲廊回环、梵音袅袅”的千年古刹盛景得以重现。寺内三座大殿依山势而建，每块砖瓦都经过考古学家严格比对北齐原制。

交通

邯郸高铁站至响堂山景区直通车
去程：邯郸高铁站8:30、邯郸大剧院、新世纪、南响堂石窟、响堂山民俗村、东方红大食堂、响堂山景区。
返程：响堂山景区、新世纪、邯郸大剧院、邯郸高铁站


自驾
邯郸高铁站出发：自驾经联纺东路、青兰高速、和村口下、邢峰公路、5号旅游路、响堂山景区，约58公里，约1小时10分。

安阳：自驾经京港澳高速、315省道、新义公路、5号旅游路、响堂山景区，约69公里，约1小时27分。

石家庄：自驾经阜赞高速、太行山高速、309国道路口下、314省道邢峰公路、5号旅游路、响堂山景区，约208公里，约3小时37分。

长治：自驾经青兰高速、309国道路口下、314省道邢峰公路、5号旅游路、响堂山景区，约137公里，约2小时21分。

拓展知识
响堂山石窟与云冈石窟形制异同研究
响堂山石窟与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皇家石窟寺云冈石窟进行对比，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梳理与分析，比较二者的异同，探寻响堂山石窟对云冈石窟的继承和发展，发掘响堂山石窟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总体上看，云冈石窟和响堂山石窟的造像风格迥然不同，二者在佛像、佛衣和菩萨像方面有着较大的反差。

首先是佛像方面。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响堂山石窟的佛像较云冈石窟二期、三期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形象有了很大变化。响堂山石窟的佛像面圆体丰、高鼻长目、形似瓶筒，多粗笨硬直；肩宽颈粗、肌肉丰满，造型朴实敦厚，展现出北方民族的健壮形体。造成这种 变化的原因有二。其一，北魏时期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形象受到北魏统治者汉化政策的影响，在造像时将士大夫的审美融入其中，而东魏（北齐）在建立后，统治者虽为汉人，但是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胡汉矛盾，维持军队战斗力，同时也由于魏晋时期儒家正统的地位受到了冲击，胡风盛行，因此统治者鼓励“胡化”。受此影响，在造像时也体现出了胡风。

其二，响堂山石窟佛像的造像特征形成还与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有关。响堂山石窟作为北齐皇家石窟，在建造时将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考虑其中，可以看出南朝萧梁样式对响堂山石窟的造像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同时期响堂山石窟的雕刻风格也在向外辐射，例如天龙山石窟，在受到响堂山石窟的影响下其自身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天龙山石窟东魏北齐的佛像从肉髻较高逐渐向低平髻转变，整体造型较为飘逸。其在北魏时期秀骨清像的基础之上，更具有强健的感觉，双肩的方向更加向外延伸。从第2窟到第16窟主尊的演变可以发现，主尊的脸型由方圆过渡为脸颊胖圆、头大而圆的风格，双眼演变为内宽外窄的水滴形式，鼻梁更加高挺，具有少数民族的特质。再比如同时期的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也出现了和响堂山石窟类似的反传统的造像。麦积山石窟开凿时间较早，受云冈石窟的影响，麦积山石窟早期和中期的造像风格随着云冈石窟造像风格的变化而变化，出现了如麦积山石窟第74、78窟类似于昙曜五窟的巨型造像，又出现了麦积山石窟中期反映民族融合、汉文化诉求的瘦骨清像的造像。而到了西魏和北周时期，麦积山石窟与响堂山石窟二者的佛像均脖颈短、体态丰腴、双肩圆润。

其次是佛衣方面。通过佛衣的对比同样可以体现出响堂山石窟的显著特征，在印度传统的法衣中，其披覆方式主要分为袒右式和通肩式，北魏孝文帝时期，将佛教艺术与当时汉式俗服相结合，发明了褒衣博带式法服并广泛应用于云冈石窟二期和三期的造像中。在响堂山石窟中，佛像的佛衣披覆方式并没有继承云冈石窟的褒衣博带式，而是以袒右式和通肩式为主。例如在北响堂山石窟大佛洞内塔柱的右壁上，其坐佛的大衣就做成了袒右式。即上衣覆搭双肩后，两衣缘自颈侧垂于胸前，大衣右衣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右衣缘自右腋下绕出后覆盖腹部，衣尾上搭左肩与左臂，左衣缘自颈外垂下。在响堂山石窟中，弟子造像的法衣披覆方式也与佛像相同，例如在北响堂山石窟释迦洞塔柱正壁左右两侧的弟子，其法衣披覆方式皆为袒右式，与大佛洞塔柱右壁佛像相同，唯弟子法服的衣纹作双线镌刻。在南响堂山石窟中现存的造像中，其法衣披覆方式也为袒右式，这样反“汉化”的形式也与当时的“鲜卑化”和“胡化”的社会背景有关。

最后是菩萨像的差异。响堂山石窟的菩萨像更具有世俗气息，贴近大众。过去的石窟造像多面容呆板严肃，给人一种敬畏的感觉，但是响堂山石窟的菩萨像表情慈祥，服饰刻画精细，更加人性化，拉近了菩萨与人之间的距离。此外响堂山石窟的菩萨像更具女性化特征，完美地体现出女性的柔美之气，这在以往的菩萨像中是较为少见的。在云冈石窟的菩萨像中，宝缯的刻画并不突出，而在响堂山石窟中，菩萨像的宝缯很长，这样的风格也被隋唐时期龙门石窟的菩萨像所吸收借鉴。

通过云冈石窟与响堂山石窟的装饰艺术分析对比，主要集中在忍冬纹、龙纹和火焰纹、飞天上。通过二者的植物纹的对比，可以表现出响堂山石窟纹饰的韵律感。响堂山石窟的忍冬纹在云冈石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出现了四叶、五叶式的忍冬纹，这一时期忍冬纹更多地与其他图案组合在一起使用，使得装饰纹样更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感，也体现出当时人们审美的发展。云冈石窟的莲花纹更具有写实性，而响堂山石窟的莲花纹饱满，组合也多样，云冈石窟中后期莲花纹中出现的莲子也被响堂山石窟的莲花纹所继承，将忍冬纹与莲花纹大量地组合运用于石窟中。

通过二者龙纹和火焰纹的对比，可以表现出响堂山石窟纹饰的生动感。响堂山石窟的龙纹相较于云冈石窟的龙纹，视觉效果突出和想象力，采用高浮雕和隐藏身形的手法，使其更加生动，更加具有皇室石窟的尊贵感与威严感。

响堂山石窟的火焰纹与云冈石窟相比有明显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火焰纹雕刻的范围变广，不再仅仅局限于佛像背光，在龛楣、藻井等处均有出现。
其二是响堂山石窟的火焰纹搭配种类繁多，开始与龙纹、植物纹进行组合搭配，将火焰纹与莲花纹进行组合，熊熊燃烧的火焰烘托出佛像的神圣，向外扩张的趋势与放射状的莲花巧妙结合使得整体画面生动。云冈石窟的火焰纹窄细而长，排列紧密，而响堂山石窟的火焰纹纹路较宽，部分火焰纹以三个变化为一组进行排列，线条简练，体现出北齐粗犷的特色。

通过二者飞天的对比，可以表现出响堂山石窟纹饰的真实感。从响堂山石窟的飞天身上可以看到云冈石窟三个时期飞天身影的特征，首先从形体上看，响堂山石窟飞天的形体与云冈石窟早期飞天的形体较为接近，均表现为强健有力，一改北魏中后期秀骨清像的特征，但是又兼具了云冈石窟晚期飞天的写实和自然，使得飞天的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开启了隋唐时期飞天注重写实，风格雍容华贵的先河。

云冈石窟与响堂山石窟的塔形窟与塔形龛对比，也能看出二者之间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响堂山石窟的塔形窟和塔形龛虽为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重要创新，但是并非凭空出现，它的出现与云冈石窟以及印度佛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云冈石窟的覆钵式佛塔与响堂山石窟的塔形窟相似。但是云冈石窟中的覆钵式佛塔多为浅浮雕的方式出现，其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壁面上或者楼阁式塔的顶端，多起到装饰的作用。从时间上看，云冈石窟的覆钵式佛塔主要出现在云冈石窟二期和三期中，距离响堂山石窟的开凿时间更为接近，因此，响堂山石窟覆钵式塔形窟的设置很有可能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但是不同于云冈石窟更具有装饰作用的浅浮雕式佛塔，响堂山石窟创造性地将覆钵式与整个洞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响堂山石窟的刻经与云冈石窟的题记，也有相关的联系，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很有可能受到云冈石窟的启发。

其一，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为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提供了一个方式方法，受云冈石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造像者或者信徒渴望通过刻文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或者宣扬佛法。

其二，云冈石窟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刻经遗存，但是通过蛛丝马迹让人怀疑在云冈石窟中是否存有刻经，只是未能保存下来。《广弘明集》中曾有记载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曾经礼敬一切经，“敬礼易州石经、朔州恒安石窟经像”，这里的朔州恒安石窟经像指的就是云冈石窟，可见在最初的云冈石窟之中很可能是有刻经存在。笔者猜测，在云冈石窟第7、8窟前的石碑上，有可能曾经有刻经的存在，但是因为长时间的风化与人为的破坏，石碑上的文字无法辨认。因此，响堂山石窟在进行刻经时，借鉴了云冈石窟的刻经没能完整保存下来的经验教训，将经文刻于洞内或洞口的外立面上，有效地防止了刻经的自然与人为破坏。从这一点上看，云冈石窟的刻经虽然没能保存于世，但是仍然为石窟刻经这一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