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博物馆,在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的行宫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博物馆主要展区由西汉采石场遗址、土山东汉彭城王墓、清乾隆行宫、陈列楼四部分组成。
徐州博物馆导览图
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藏品体系完整,主要有陶瓷器、陶俑、玉石器、金银器、铜铁器、玺印、书画等门类。馆藏文物中不乏珍贵文物,如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镶玉漆棺等,镶玉漆棺因为体形庞大更加令人震撼,玉棺同样出土于狮子山楚王陵。
徐州博物馆基本陈列包括:“古彭千秋——徐州历史文化陈列”、“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陈列”、“汉家烟火——徐州汉代文物陈列”、“天工汉玉——徐州古代玉器陈列”、“金戈铁马——徐州古代兵器陈列”、“俑秀凝华——徐州古代陶俑陈列”展出珍贵文物近五千件。“金戈铁马”展厅陈列各种古代兵器;邓永清收藏书画馆里能看到八大山人(朱耷)、齐白石、徐悲鸿等诸多大家的墨宝。“天工汉玉”展厅值得一看,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便在这个展厅,是“镇馆之宝”。“史河流韵”展厅展出魏晋南北朝至清代的瓷器、铜器、金银器等;“清式家具”展厅展出精美的家具。“俑偶华采”展厅展出了从汉代到唐代的陶俑。汉俑造型抽象,北朝俑清秀端庄,隋唐俑雍容,其中驮蓝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引人注目,楚腰长袖,着实反映了汉代楚国的审美趣味。
展示了部分采石坑,揭示了西汉时期的采石工艺。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采石遗址的基本单元为露天石坑,在开山取石的过程中,工匠们巧妙地利用山石走势、石裂隙及山石的纹理等自然条件开采石料。采石场遗址的主要采石开凿工艺与徐州西汉王陵及中型墓葬等内封石的开凿工艺相近,遗留的开凿工具也具有明显的汉代风格,特别是一些采石坑内的大量陶器残片及“五铢”钱币的出土,证明该采石遗址的时代为西汉,可能延续至东汉初期。徐州西汉楚王墓众多,均使用大型塞石封堵,中型墓葬多用条石封填,在此之前却一直没有发现采石遗址。在开山取石的过程中,工匠们巧妙地利用山石走势、岩石裂隙及山石的纹理等自然条件开采石料。开采的石料长1.2-3米,宽0.7-1.4米。从发掘清理情况分析,汉代采石工艺有几种:
一是根据山石大小及走势,稍加修整,在周围凿出楔窝,塞以錾、楔等物,敲击取石。
二是顺着岩石走向,选择石质较佳处,在长方形石料四周开凿沟槽。达到预定深度后,再从两侧或四侧向石料内对凿楔窝,填以錾、楔等,敲击撑裂取石。采石坑内有采石残留的碎石,碎石中夹杂有铁屑,多数已锈结成小圆球状。在一些石坑中还发现有采石工具,如宽錾、扁錾、凿等。
土山东汉彭城王墓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考古发掘证实其为东汉时期分封于徐州的某代诸侯王陵墓。土山汉墓封土堆高约16米,其下共有三座墓葬,均为砖石混合结构,其中二号墓为主墓,墓葬结构复杂,由墓道,东,西耳室,甬道,前室,后室及回廊组成,墓内使用石料4200多块,用砖40000余块,用柏木、梓木、樟木和杉木等大量木材,墓内出土各类文物近5000件(套)。土山二号墓是目前国内已发现东汉时期保存较为完整、获取信息尤为丰富的大型诸侯王墓葬,诸多重要发现填补了徐州东汉时期诸侯王陵墓研究领域的空白,使“两汉文化看徐州”更富有历史信度和学术支撑。
乾隆行宫与碑园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乾隆行宫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南巡时在徐州的驻跸之处,亦称云龙山行宫。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两江总督尹继善筹建。乾隆南巡至徐州时曾驻跸于此,前后左右均三进院落,房屋栉比,气势恢宏,风景怡人。清末以来,行宫建筑大多已毁,现仅存大殿坐北朝南,正对云龙山,大殿东西长13.3米,南北宽6.8米,四梁八柱,全系川柏,单檐挑角,黄釉筒瓦,椽檩彩绘,廊楣也绘有金龙,金碧辉煌,十分壮观。行宫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殿房红墙黄瓦,松柏掩映其间,体现出皇家宫殿的庄重和肃穆。乾隆亲自为行宫撰写了两副对联:“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行宫大殿内以复原场景等形式讲述了乾隆南巡,四次来到徐州的历史和逸闻故事。行宫东侧碑廊里陈列着珍贵的唐石幢以及欧阳询、虞世南、苏轼、米芾、岳飞等历代碑刻。
古彭千秋—徐州历史文化陈列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1F。徐州古称彭城,是汉王朝的发祥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先民理想的生息之地。禹分天下,徐州为九州之一。夏商时期为大彭国。两周时期,先属徐、宋,后归齐、楚。秦汉之际,西楚霸王项羽号令天下,都彭城。两汉时期,中央政权先后封楚国、彭城国、下邳国于此。汉代以降,徐州一直是我国东部区域性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和南北文化交汇之地。徐州文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遗址、规模宏大的两汉王侯宗室陵墓、完整的明代地下城以及无数的珍贵文物。它们见证着先祖的劳作、百姓的安康、兵武的豪勇、王侯的奢华。在这里,我们可以抚摸历史,展望未来。
第一部分 东方唱晓
徐州位于沂、沭、泗河下游,地处鲁南丘陵与苏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一万年前的新沂何山头旧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有古人类活动遗迹。新石器时代这一区域属于海岱文化圈,经历了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大墩子、刘林、梁王城、花厅等遗址发现规模较大的史前聚落或墓地,共同演绎了黄淮流域东夷文化的文明化进程,也是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
第二部分 彭晖徐曜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从夏至商早期,徐州地区为东夷土著岳石文化的范围。尧封黄帝的后裔彭祖建立大彭氏国,禹封伯益之子若木建立徐国,都是东夷土著的重要方国,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潮流。东周时期,彭城为宋国的东方要邑,先后受到齐、楚等大国的攻伐,楚文化对其影响最深。徐州地区大量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显示了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化面貌。
第三部分 汉并天下
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起专制集权的中央帝国,彭城设县。秦末,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西楚霸王项羽不居关中而都彭城,王九郡,号令天下。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最终在楚汉战争中战胜项羽,建立西汉帝国。后人所称的“汉文化”、“汉人”、“汉学”,皆源于这个长达426年的朝代。公元前201年,刘邦将故乡这片富庶的战略要地分封给同父异母弟刘交,都彭城,自此,以徐州为中心的楚国建立。西汉时期,先后历十二代楚王,东汉时期,先后历一代楚王、五代彭城王。两汉时期,徐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
第四部分 锁钥雄镇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徐州作为南国屏藩,北门锁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晋承三国曹魏建制,设徐州刺史治彭城。南北朝时期,彭城郡“其地倏南倏北,畛(zhen)域靡(mi)定。”隋唐至宋元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期。隋初置徐州总管府,唐代先后置徐泗濠、武宁军和感化军节度使。五代、北宋置武宁军节度使。元至正十三年(1353),徐州一度改为武安州,彭城县撤并入州。随着京杭运河的开通,这一时期,徐州河山郁盘,汴泗交流,交通和军事地位日益加强。
第五部分 史河无尽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阶段和最后阶段。徐州因其军事位置仍有“屹然重镇”之称。明永乐十三年(1415)京杭运河畅通,“千艘万舸,昼夜罔息”,徐州作为漕运的重要节点,“所关国计民生甚巨且重”。徐州城历来饱受水患之苦,尤其是明天启四年(1624),黄河决口,洪水入城,三年方退,全城尽被泥沙掩没。崇祯元年,兵备道唐焕修复旧城,与明初洪武城雷同且基本重合,清代沿用并进行修缮,民国时期被拆除。近年的考古成果,见证了徐州“城下城,府下府,街下街,井下井”的叠城奇观。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陈列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2F。汉高祖刘邦即位第二年(前201年),封其弟刘交于楚国,王东海、薛郡、彭城三郡三十六县,都彭城。东汉时期,这里始封楚国,后改封彭城国与下邳国。两汉时期,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巨大的发展。迄今,西汉楚国和东汉彭城国、下邳国的都城均已得到考古发掘证实,已发现和发掘两汉王侯宗室陵墓近40座,出土文物洋洋大观,精美别致。
第一部分 明光珍器——东洞山楚王后墓明光宫铜器陈列
1982年,徐州东洞山楚王后墓出土十三件带铭青铜器,均为汉代宫廷用器,有铜鼎、铜锺、铜勺、铜灯、铜盘等,部分有“明光宫”、“赵姬”铭文。明光宫是汉长安城内宫殿之一,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建成,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王莽将其改称定安馆,前后存109年。《三辅黄图 甘泉宫》载:“武帝求仙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铭文中的赵姬,即这批铜器的主人,或为其中某一宠姬,后由皇帝恩赐出宫来到楚国彭城。
第二部分 浴兰沐芳——沐浴器陈列
西汉时期,在继承先秦时期沐浴礼仪的基础上,沐浴日渐成为王室贵族的社会风尚。狮子山楚王墓西侧第二室是一间沐浴器库,出土有沐浴用的铜鉴、银鋗,烧水用的铜釜、铜鍪(mao),汲水用的铜扁壶,以及各式化妆盒、陶搓石以及沐浴香料等。沐浴器具上铭刻有楚王宫廷官署名称,可见楚国王室沐浴程序复杂而讲究,沐浴早已超出洁身净体的目的,而更加注重美容、保健、养生和礼仪。
第三部分 金银辉映——金银器陈列
汉代的金银生产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垄断,已从传统的青铜器金属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工匠能熟练运用钣金、压模、錾刻、抛光、掐丝、焊接、镶嵌等各种工艺。徐州出土汉代金银器数量虽然不多,但种类齐全,端庄古朴的印玺、严谨规整的货币、造型各异的饰品以及连缀玉衣的金丝银线,处处都显示出那个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尤其是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金带扣更是目前国内西汉时期十分精美、较为先进的带扣。
第四部分 镜明日月——汉代铜镜陈列
铜镜最早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墓葬中,汉代是我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的高峰期,不仅出土数量多,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多样,而且广泛出现在社会各阶层人群中。两汉时期,徐州铜业发达,在中国辽宁和日本近畿地区出土铜镜中都曾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的铭文,有研究认为彭城是当时国内重要的铸镜中心之一。徐州地区出土大量汉镜,展出的四十余枚铜镜工艺精良、造型各异,其中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的人物画像镜更是镜中佳品。
第五部分 汉代青铜器特点
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和陶瓷业的成熟,中国自商代以来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至汉代逐渐衰落。汉代青铜器开始向生活日用器皿方面发展,更为实用,多素面或有简单纹饰。但在铸造工艺上仍有创造性发展,在我国青铜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徐州地区发现的汉代青铜器以西汉为大宗,造型简洁明快,清新古朴,已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注重“礼”的表现成份中蜕变出来,由厚重而转轻巧,日常生活用器品类丰富,形式多样。
天工汉玉——徐州古代玉器陈列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2F。 石之美者为玉,距今9000年左右,玉与中国先民已经建立紧密的关系。此后,玉成为神权、王权的象征,是沟通天地的媒介,等级制度的体现。春秋以降,以儒家学派为代表,将玉道德化、人格化,玉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内核之一。汉代崇玉、尚玉,玉成为礼仪、交往的载体,生活、装饰的用器,道德、品行的典范,也是人们追求长生、渴望不朽的工具。彭城是秦汉之交的政治中心,也是汉代刘姓楚国、彭城国的都城。在今徐州市区周围发现了包括楚王、彭城王墓在内的大量高等级墓葬,玉器是出土文物中最具价值的品类之一。徐州出土汉代玉器数量多,品类全,质量高,代表了汉代玉器的较高水平。
第一单元 瑞器之用——礼仪用玉
玉礼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主要用于祭祀、朝聘、会盟等。不同等级的人,所持玉器有所不同。汉代礼玉延续了周代传统,但已不那么严格,器型也有所减少。
第二单元 玉蕴华贵——生活用玉
美玉是汉代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宫殿悬挂装饰各种玉器,生活器具也用玉加工而成。这类玉器选料考究,琢磨精美,造型或张扬或内敛,线条或刚直或柔绵,装饰或繁复或简约,是汉代艺术成就的重要体现。
第三单元 比德于玉——装饰用玉
“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成为完美人格的象征和道德修为的重要标准。装饰用玉是汉代玉器的重要品类,有单佩也有成套的组佩,还有实用性与装饰性兼具的玉剑具等器物。
第四单元 玉佑长生——丧葬用玉
汉代贵族追求长生,是使用殓葬玉器十分兴盛的时期,形成了以玉衣为核心,包括镶玉漆棺、玉璧、玉枕、九窍塞、玉握等构成的殓葬玉器系统。西汉早期是玉衣产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徐州出土的玉衣较多,且形制多样。玉面罩也在西汉楚国贵族阶层中使用。玉衣与玉面罩反映了西汉楚国殓葬玉器系统的等级差别。西汉时玉衣使用尚不够规范,至东汉形成以穿缀玉片的金属丝线来区分等级的制度。
汉家烟火——徐州汉代文物陈列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2F。农耕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徐州因其地利人勤的综合优势,“膏壤千里,谷米丰赡,一熟而饱数岁”,为百业俱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汉时期,徐州地区农业稳定、商业兴盛,手工业种类齐全。传统的制陶业和纺织业进一步繁荣发展,采石、制玉、冶铁、铸铜等行业尤为发达,一度兴盛,是当时十分繁荣的商业都会。史籍载,西汉平帝时,楚国有11万户,50万人,东汉顺帝时,彭城国有9万户,49万人,是当时人口高度密集地区之一。
第一部分 窑火陶烟
根据烧造工艺和烧成温度的不同,徐州地区出土汉代陶器包括原始瓷器、釉陶器、漆陶器及普通的泥质灰陶或红陶器等。原始瓷器胎质细腻,含杂质少,器表施釉,烧成温度高,西汉早期已开始兴盛并广泛出现,至西汉末年逐渐衰落。釉陶器胎料杂质较多,胎体大多为红色,器表施釉,烧成温度低,釉面易剥落,徐州地区釉陶器出现在西汉晚期,东汉时期渐趋流行。普通灰陶器数量较多,部分器表施以彩绘图案,为彩绘陶。漆陶器发现较少,均为陶胎漆器,纹样丰富。
第二部分 民好农桑
两汉时期,徐州地区的粮食生产、桑麻种植和蔬果栽培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徐州牧箴》中有“民好农桑,大野以康”的美誉。在此基础上,马、牛、羊、猪、鸡、犬等家畜饲养业,以及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的纺织、酿酒、编织等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出土文物中,形式各异的仓、灶、井、磨、猪圈,丰富多彩的楼阁建筑,憨态可掬的陶塑动物等生活气息浓厚的文物大量出现,尽显徐州汉代“鸣鸡吠狗,烟火万里”的繁荣与富足。
第三部分 朝食暮饮
自彭祖时代起,徐州就有着悠久的烹饪传统,至汉代,饮食文化逐渐形成一定的体系和特色。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两汉时期,徐州地区先民以稻、麦、黍、粟、高粱等为主食,猪、牛、羊、鸡、鸭等肉食品及鱼、螃蟹等水产品广为流行,枣、李、桃、梅、酸枣等各类水果也普遍出现。釜、甑、灶、鼎、壶、罐、盆、卮、染炉、耳杯等炊具、食具发现较多,在徐州汉代画像石中,宴饮图和庖厨图更是以其鲜活的画面内容,充分反映了当时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第四部分 钱累商通
汉代彭城作为楚国(彭城国)的政治中心及经济中心,发达的水陆交通推动了商贸的蓬勃繁荣,西汉时期每年有大批山东、江淮地区的粮食经彭城运往都城长安,各地的商品也汇聚彭城。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徐州出土钱币数量和种类较多,就数量而言,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钱币达17.6万余枚,北洞山楚王墓出土钱币重达207公斤,大同街钱币窖藏出土钱币重达1.5吨;就种类而言,徐州汉代钱币基本涵盖汉王朝发行的各类货币。此外,钱范亦有多处发现。
第五部分 以铁冶富
西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徐州一带冶铁业发达,设有彭城铁官、下邳铁官、沛郡铁官等专门官吏进行管理。在铜山区利国镇汉代冶铁遗址发现有采矿遗迹两处,规模较大。徐州出土铁器较多,以农具、生产工具、日常用器为主,科技检测表明这时铁器已经使用了冷锻、渗碳、淬火、折叠锻打等工艺。狮子山楚王后墓丛葬坑内出土一批铁质容器,有釜、鼎、烤炉、罐等,器形硕大,保存较好,是汉代十分珍贵的铁器珍品。
金戈铁马——徐州古代兵器陈列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3F。兵器是维护人类生存利益的工具,伴随着战争的全部历程。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新石器时代起历二百余战。“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斑驳锈蚀的铜铁兵器令人想起战争的血腥和残酷,沉重坚固的盔甲铁胄让人感受到将士的壮怀激烈,攻城拔寨的明清火炮又仿佛使人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徐州出土大量的兵器就是一部血与火的徐州战争史。
第一部分 方国兵武(商周——秦兵器)原始社会后期至商周,逐渐形成许多的方国。生产力低下使方国间频繁争夺可以获取的有限资源,兵器的地位愈益重要。青铜兵器达到鼎盛,戈、剑、矛和弓箭等成为常备、制式兵器。铁兵器初步出现,威力更猛、杀伤力更强的弩也开始登场。徐州夏商为彭国,春秋战国属宋、楚。这一时期有著名的彭伯克邳、武丁灭彭、晋楚彭城之战等。
第二部分 汉楚王师(汉代兵器)
汉代徐州为显赫的刘氏封国。汉初楚国军队十分强盛,楚王刘戊和吴王刘濞等曾联合发起“吴楚七国之乱”。众多汉墓出土的中尉、骑尉、轻车、武库等楚军印章,刀、剑、矛、戟、钩镶、铠甲等攻防兵器,汉画像石中格斗、蹶张、兰锜、战争等图像信息,以及仪卫俑群、兵马俑阵,全方位反映出汉代徐州的军事概貌。
第三部分 陈兵列武(唐、宋、元兵器)
西晋以后,几度疆域分裂,南北对峙,以致干戈四起,兵连祸结。“彭城当南北之镇,下邳据东西之要”,徐州成为南国屏藩、北门锁钥。这一时期“长戟利刃,骠骑驰突”的具装骑兵逐渐雄视天下,而北宋初年火器的出现,部分抵消了骑兵的优势,也标志着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到来。由于处在“南北纷驰,得失靡定”的特殊历史环境,这一时期出土兵器不够系统、全面,但仍不乏精品。
第四部分 坚城利炮(明、清兵器) 明代徐州是南北二京驿传中心之一,是运河漕运的枢纽所在。明朝洪武年间重筑徐州城,以砖石垒砌,同时还先后设立军队戍守的徐州卫和徐州左卫,在大同街徐州卫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火炮,“凭坚城、用大炮”是当时的主要军事思想。清代徐州周围曾是太平军和捻军频繁活动的地区,出于防御需要,又于老城之外增筑土城,并在黄河北岸筑坝子土城,并赶制或引进大量火器,但性能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所制,已隐隐透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前兆。兵器是战争的缩影,是人类历史的记忆。战争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酷的破坏,是人类惨痛的创伤和生活的梦魇。让战争离我们远去,愿人类铸剑为犁,永远和平!
俑秀凝华——徐州古代陶俑陈列
常设展览,展览地点徐州博物馆3F。陶俑是指用陶土制作的各种人俑和动物俑形象,是我国古代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馆藏的历代陶俑,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绝大部分来自于考古发掘,形成了两汉、北朝、隋唐、宋、明等较为完整的时代序列。汉代俑拙朴凝重,南朝俑清秀端庄,北朝俑粗犷豪放,隋唐俑丰满雍容,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及艺术风格。尤以汉俑尤为突出,是徐州汉代文物的典型代表。
第一部分 威仪如生——汉代陶俑
汉代是我国古代陪葬陶俑十分流行、数量较多的时代,相对于秦俑而言,汉俑比例缩小,更加生活化。徐州出土的汉代陶俑达6000件以上,是两汉时期除都城长安以外发现陶俑数量较多的地区。军阵庞大、造型古朴的狮子山兵马俑;典雅婉约、纤手琴瑟的驮篮山乐舞俑;色彩明艳、神态逼真的北洞山仪卫俑都是国内较为罕见的珍品。
1、狮子山楚王陵东区陶俑丛葬坑复原陈列
狮子山楚王陵陵园东区分布着规模庞大、整齐有序的丛葬坑,数量近20座。此处复原陈列的是2004年发掘的陶俑丛葬坑,坑口南北长3.2、东西宽2.3、深2.5米。坑内共有陶俑142件,主要为戴弁冠、穿着深衣长袍的侍卫俑,发掘证明这些俑手中原应持有木质长柄兵器。俑群北侧有一单独站立陶俑,器形略高。研究认为,该俑坑象征楚王宫廷的侍卫队,俑群北侧站立陶俑应为侍卫队首领。
2、黄门侍郎——北洞山楚王墓彩绘仪卫俑
北洞山楚王墓墓道两侧的七个壁龛共内出土彩绘仪卫陶俑224件,有执兵俑、背箭箙俑和执笏俑。这批陶俑绝大部分保存完整,其服饰色彩丰富多样,衣纹线条流畅飘逸,面部表情生动细致,眉目胡须纤细如毫,是我国迄今发现汉代色彩保存较好的彩绘俑群。有相当数量彩绘陶俑所佩绶带下端有墨书“郎中”或“中郎”印,研究认为,这批彩绘陶俑应是楚王的宿卫侍从。
3、妙丽善舞——驮篮山楚王墓乐舞俑
此处展示的一组驮篮山乐舞俑,再现了西汉楚国宫廷乐舞的场景。俑分舞俑和乐俑两种,舞俑有单袖上举搴袍舞俑和双袖上举身姿呈“S”形舞俑,前者舞姿典雅含蓄,后者舞姿热烈奔放;乐俑表情专注,正专心于乐器演奏,有抚瑟、吹奏、打击等各种不同的姿势。史载刘邦宠姬戚夫人擅为“翘袖折腰之舞”,徐州出土的这些舞俑表演的应是当时流行的这种楚舞。
4、楚骑争锋——狮子山楚王墓兵马俑
徐州汉兵马俑坑位于狮子山楚王墓西侧约400米处,共发现6条兵马俑坑,分为南北两处俑坑群。南部由4条兵俑坑组成,包括三条东西向坑和一条南北向坑,北部由两条东西向车马坑组成,共同形成一个建制完备、相辅相成的楚国军阵。共出土陶俑4000余件,有军吏俑、步兵俑、车兵俑、骑兵俑和陶马俑等。史载“楚兵剽轻,难于争锋”,狮子山兵马俑坑完整再现了西汉早期楚国军队的真实历史面貌。
第二部分 隽永惠中——魏晋南北朝陶俑
徐州地区发现的魏晋南北朝陶俑,在继承前代陶塑工艺精华的基础上,表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南朝秀美与北朝粗犷之特点,尤其注重对人物表情的刻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文吏俑面目祥和,身材修长,宽衣博带,体现出秀骨清相、温雅俊逸的魏晋风度;胡人俑深目高鼻、短衣长裤,与中原传统服饰装扮迥异;动物陶俑写实逼真,姿态各异。
第三部分 盛邦妙造——隋—明代陶俑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隋俑在塑造上沿袭了魏晋俑的清秀,同时初具唐俑的丰满雍容,唐三彩俑是独具特色的俑偶种类,徐州北部内华花马庄唐墓出土为数不少的天王俑、文吏俑、马俑、骆驼俑及三彩镇墓兽等,器形高大,形象丰富。楚王山南麓宋墓出土陶卧妪俑,底部刻有“芦秀塑”三字,为宋代萧窑作品。
西汉镶玉漆棺
藏品,镶玉漆棺出土时已散乱,棺木朽毁,剩下大量原来镶嵌在棺壁外面的玉片。玉片在盗洞、甬道、东面第5侧室和西面第5侧室等都有发现,共清理出1781片,有三角形、菱形、长方形、正方形、窄长条形、弧形等。其中大玉版厚薄不均,分素面、带孔和带玉璧图案三种,绝大多数玉版背面都有朱书文字,内容为其尺寸和方位等。镶玉漆棺局部保持镶贴原状的仅有六组。修复后的镶玉漆棺由棺体和棺盖两部分组成,棺盖由六排大玉版成行排列。
西汉金缕玉衣
藏品,长175、宽68厘米。由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左右手套、左右靴等十余部件组成。玉片均由新疆和田玉制成,玉质白而温润,呈半透明状。该玉衣所用玉片4248片,玉衣片尺寸较小,最大的玉鞋片不足9平方厘米,最小的不足1平方厘米,有的厚度仅有1毫米。在四角或周边钻孔,单面钻,孔径极小。玉片形状多样,有正方形、长方形、半月形、三角形等。穿缀玉片用的金丝重1576克。根据玉衣出土时部分金缕遗留痕迹测得,金缕的直径有四种规格即:0.70、0.62、0.52、0.44毫米。其打结的方法是以一根金丝四孔连缀并在正面盘绕为螺结。玉衣出土时已严重散乱损坏。2001年徐州博物馆对玉衣进行修复。该金缕玉衣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年代较早、玉片数量较多、玉质较佳、制作工艺精湛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尸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又名“玉柙”“玉匣”。汉代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缕属也不一样。已出土的玉衣资料显示,西汉诸侯王、列侯的玉衣多数是金缕,也有使用银缕、铜缕和丝缕者。这表明,西汉时期象征地位和等级的玉衣缕质的使用并不严格,或者当时尚未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但从目前西汉楚国墓葬出土资料看,只有楚王或王后死后用金缕玉衣,王国内其他王室成员和高级贵族死后使用银缕玉衣、玉衣套或玉面罩,表现出了较明显的等级差别。
西汉“刘注”龟钮银印
藏品,长2.1、宽2.1、高1.7厘米。印呈正方形,银钮为一龟,引颈,四足挺立,龟首及龟爪铸刻生动,龟甲为套刻六边形,印面镌刻阴文篆体“刘注”二字,印面一角稍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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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16:00停止入馆,16:55做清场准备)
周一闭馆,(国家法定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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